1973年1月22日清晨，北京城的寒气还没散去，一份加急电报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直接送达中南海。电报的内容只有一句话：徐远举于21日凌晨抢救无效死亡，请示如何处理。几分钟后，公安部值班电话响起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传来——必须彻查，包括病发与送医间隔的全部细节。一个已经被改造二十余年的国民党特务，死因为何惊动中央？追根溯源，才发现这起暴毙背后的悬念并不简单。
徐远举生于1914年，湖北大冶人。18岁加入军统，受戴笠旧部赏识，枪法狠、心计深，最高做到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。1949年重庆解放前的白公馆、渣滓洞两场屠杀，他都是总策划。早年档案对他的评语只有四个字：助匪杀共。如此血债，按常理该被严惩，然而1951年被押解回渝后，他却没有立即伏法，而被列入战犯改造名单。原因在于，他掌握大量军统暗线与潜伏名单，中央需要活口。
刚入狱那两年，徐远举倔强到令人头疼。口令不报，劳动不干，甚至向管理干部提出“撤哨放行”的荒唐要求。1956年春，他随战犯代表参观北郊人民公社，一名警卫顺口指出“这是为你们安全”，顿时击中了他的心理防线。那年夏天，他开始书写《我的罪行实录》，上交近20万字供词，牵出潜逃海外情报员十余名。态度大变，组织将他从警卫严密的二监区调整到劳动性质较轻的缝纫组。
缝纫组里，徐远举常替同伴修改纸样，偶尔也给年轻战犯讲军统旧闻。有人半开玩笑：“你当年要是把这心思用在别处，也犯不着蹲这儿。”他只是苦笑。周围干部评价：此人认罪深，改造积极，是老战犯里的“第一把剪刀”。正因如此，他的突然猝死才引来高度关注。
19日夜里，他在宿舍突发高热，鼻腔出血，旋即昏迷。值班卫生员量得血压高得吓人，却没贸然转院，而是先静脉降压。管理人员担心零下十度的夜路颠簸，于是决定等天亮看症状是否缓解。20日一整天，徐远举陷入浅昏迷，仅偶尔呻吟。到21日凌晨，病情急转直下，血压飙至280毫米汞柱，医护紧急送往复兴医院，仍回天乏术。
两天延误，被质疑为“未尽全力救治”。调查组当晚进驻功德林，翻阅病历、交班本、门禁记录，连同房战犯笔录也逐一核对。有意思的是，事件导火索并非外界猜测的“政治暗算”，而是一次小小的劳动纠纷。
半个月前，缝纫组赶制冬装，一批棉服因针距偏差被返工。质检员让徐远举重做，他脸面挂不住，当众发火。旁人劝解，他挥手骂道：“丢脸活该！”那一晚，他气得没吃晚饭，还到水龙头底下猛冲冷水。组长证词显示，徐远举之后连续三夜失眠。气恼加受凉，血压节节升高，却执意不去医务室。
法医结论：典型高血压危象导致脑出血，非暴力损伤。至于为何推迟送院，调查组认定，夜间医疗条件有限，值班医生选择先行降压并非出于恶意，但经验不足、判断保守，确实耽误了抢救黄金期。公安部把这份报告呈交国务院，责任人受到行政警告，管理所同时增设夜间急救车辆。
案件尘埃落定，外界却仍议论纷纷。有人说，血债深重之人终究逃不过报应；也有人感叹，折腾半生，到头来倒在一件返工棉服上，几分可笑几分唏嘘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从1951年到1973年，国家对待战犯的改造政策贯穿始终——法律红线不可破，人道主义不可失。徐远举的结局，恰恰折射出那一时代对“改造”二字的复杂诠释：既容得下忏悔，也容得下监督。
事件归档那天，管理所操场积雪尚未融化。档案员在卷宗末页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该犯死后未留只言片语，其生平口供、认罪材料均归国家所有。”线条清冷，却把一个特务从凶残到悔悟的一生，锁进了档案柜。几十年过去，人们记住的不是他是否被追赃补偿，而是那份“发病一天多未送医”的追责。细节，看似微小，却见公权慎用；尺度，看来苛严，却护制度周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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